康有为本人自述、宋伯鲁的奏折以及他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相关互动记录按天配资利息，都论及“合邦”，具体如下：
1. 康有为《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作为核心自述史料，其中明确记载“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而俄人知之，矢野君未敢”。这段文字直接表明，1898年四月他已私下和日本驻华公使就“中日合邦”达成详细方案，还计划推动方案在各省落地，仅因俄国察觉此事，矢野文雄心生忌惮才未进一步推进，且此事全程未告知清廷包括皇帝。
2. 宋伯鲁《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社稷折》：作为康有为授意提交的关键奏折，提议“合邦”主张进一步明晰。奏折提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后向康有为出示列强瓜分中国的地图，以此强调局势危急；并明确提出“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还建议聘请李提摩太、伊藤博文担任特别顾问，将“合邦”的实操构想落实到具体人员与机构设置上。
3. 李提摩太相关文稿及回忆录：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新政策》一文，是康有为“合邦”主张的重要外部思想来源。文中提出中国应设新政部，一半职位由西人担任，还建议将外交、铁路、筹款、教育等核心权力交由西人掌管。
而《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记载，他戊戌年进京后与康有为交往密切，二人达成共识，都主张邀请伊藤博文担任光绪顾问，李提摩太自己也希望成为清廷顾问，这与康有为的“合邦”“借才”主张相互呼应，形成了“合邦”构想的中外联动。
4. 日本外交文书佐证：《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中关于矢野文雄的相关记录，侧面印证日本当时担心“合邦”的潜在风险。故矢野文雄对康有为的“中日合邦”提议态度暧昧，既不明确拒绝也不主动推进。康有为“合邦”主张实则是给日本渗透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
康有为维新派的合邦主张具有卖国性《日本外交文书》相关记载及当时日本对华战略：
1. 矢野文雄态度暧昧的核心原因：一方面，矢野的行事需受日本外务省掣肘。他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提案与私信中，既急于推动利于日本在华利益的相关事务，又因迟迟未获回复而惶恐，连自身去留都要恳请伊藤博文协助定夺，面对“合邦”这种无先例的重大提议，自然不敢擅自拒绝或推进。另一方面，日本内部对侵华节奏存在分歧，当时日本主流战略是稳步扩张而非冒进。如西德二郎虽支持矢野关于福建不割让的提案，却对其推动的留日经费支持等事态度消极，这种内部分歧也让矢野只能对“合邦”提议采取观望姿态。此外，康有为的提议本身缺乏清廷官方支撑，仅是维新派的设想，矢野若贸然回应，反而可能引发列强警惕，这也是他保持暧昧的重要考量。
2. 借“合邦”试探清廷以扩大在华影响力的战略本质：19世纪末日本的对华战略核心是逐步巩固在东亚大陆的地位，排挤其他列强势力。矢野在给西德二郎的密信中就直言，要通过让清廷承诺不割让近日本疆土的地区，来稳固日本在东亚的地位。“中日合邦”对日本而言正是绝佳的试探工具：一来可摸清清廷对与日本深度绑定的接受度，同时观察清廷内部维新派与保守派的态度分歧，为后续行动找突破口；二来能借机传递“亲善”信号，掩盖扩张野心。就像矢野推动中国留日留学的提议，本质是想通过教化培养亲日人才，这与他对“合邦”的试探逻辑一致，都是以温和手段扩大日本在华影响力。而他对“合邦”不主动推进，也源于日本担心冒进会引发俄、英等列强干涉，毕竟当时列强均在争夺在华利益，日本不愿因“合邦”打乱整体扩张节奏。
3. 康有为“合邦”主张成为日本渗透的可乘之机：康有为的“中日合邦”主张脱离实际且极具危险性。他在《我史》中提及曾与矢野约定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后续还联合李提摩太等人试图推动中、日、英、美四国合邦，甚至计划让伊藤博文执掌合邦政府军政大权。这种主张恰好契合日本的渗透需求：其一，维新派在清廷内部一度有光绪帝支持，日本可借助“合邦”讨论，拉近与维新派的关系，若维新派掌权，日本便能顺势获取政治特权；其二，即便“合邦”无法实现，日本也可通过与维新派的互动，收集清廷内部信息，同时传播亲日理念。矢野在与康有为接触过程中，既能借讨论“合邦”摸清维新派的实力与诉求，又能为日本后续通过教育、外交等手段渗透中国铺垫基础，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康有为主动抛出的“合邦”提议。
综上，《日本外交文书》中矢野文雄的相关记录，既体现了日本对“合邦”风险的顾虑与扩张的克制，也揭露了其以温和表象掩盖侵略野心的战略算计。而康有为的“合邦”主张，因忽视日本的侵略本质，沦为日本试探清廷、渗透中国的绝佳抓手，成为危及中国主权的危险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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