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安娜》《许我耀眼》《伪名媛混圈手册》等一批影视作品的爆火让互联网上关于“伪名媛”的讨论再度泛起。这类情节的叙事模式高度一致，以 “被压迫—伪装—被怀疑—被拆穿—解释—毁灭”的循环为主要叙事。表面上，这是一场关于“真伪”名媛的争执；实质上按天配资利息，这些作品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层困惑：究竟什么样的女性形象与生命价值能够获得社会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又需要通过何种媒介被看见、被确证？
韩剧《安娜》海报
《许我耀眼》海报
伪名媛通常指那些通过虚假手段包装自己，以模仿名媛形象的人。她们可能通过拼单购买奢侈品、租借豪车或朋友圈展示图等方式，营造出富家女或名媛的形象。这些行为的核心目的是吸引粉丝、提升个人影响力或进行商业变现。社会对伪名媛的态度多为负面，认为她们是消费主义的产物。[1]
近期热播的《许我耀眼》将“伪名媛”这一叙事母题以更直接、更贴近本土现实的方式呈现出来。该剧虽然脱不开都市爱情剧的类型框架与市场逻辑，但它仍尝试在剧集开头，对这类女性角色的道德复杂性进行探索。可惜的是，《许我耀眼》在剧集的后半部分“高开疯走”，让它最终遗憾地成为了一部平平无奇的玛丽苏创业神剧。国产语境下的“伪名媛”，与其独特伦理困境，本该是《许我耀眼》讨论的核心，却未能被深入剖析。
关于“伪名媛”的人设，观众或许会想起“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等表述。与其说“伪名媛”拿着“恶女”的剧本，不如说她们也是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却想要不择手段往上走的普通人。以诱墨、许妍为代表的“伪名媛”，比起“天然坏”的朴妍珍、林有有，她们顶多称得上是有道德瑕疵。她们的困境并非源于简单的复仇，而是一场发生在当下时代的扭曲“承认秩序”中，充满悖论的自我追寻——她们为了在固化的阶级中，追求自己难以望其项背的生活，不得不依靠一些有瑕疵的手段去实现愿望。当然，无论是《许我耀眼》的原著《大乔小乔》，还是韩剧《安娜》中的女主角，最终都没有依靠“伪名媛”的身份成为“人上人”。
一、藏匿在资本争夺下的承认斗争
“承认”（Recognition），这一由黑格尔发端、经霍耐特（Axel Honneth）系统阐发的哲学概念，为解释“伪名媛”的瑕疵行为提供了工具。霍耐特指出，承认有以下形式：“情感承认”、“法律承认”和“社会承认”。这三种形式分别使人建立基本自信；使人拥有作为权利主体的自尊；使人因被重视而获得自我价值感。当这些承认形式因社会结构或文化偏见而供给不足时，个体便会经历“承认的伤害”，并可能激发出扭曲的“为承认而斗争”。[2]在父权制与新自由主义交织的挑战下，女性的承认之路尤为坎坷。“贫困的女性化”与“低社会地位”的双重困境限制了她们在环境、经济与社会决策中的选择与声音[3]。
伪名媛现象，正是这种承认危机下滋生出来的微症候。这并非简单的道德瑕疵，而是面对全球教育格局逆转（如“女高男低”的伴侣模式增多[4]）、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顽固父权制相互缠绕的情况下，女性在寻求承认的道路上遭遇系统性的扭曲与围困。
布尔迪厄在《资本的形式》（1986）中指出社会空间是一个由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符号资本共同构成的竞争场域，个体通过积累与转化这些资本来争取社会位置[5]。电视剧《许我耀眼》中的许妍，她的行为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她在原生家庭里所处的多重资本匮乏状况，不只是在经济层面上遭遇困难，也涉及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的薄弱。她的伪装行为，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策略性实践：她虽不娴熟，却竭力观察并模仿阶层内部的符号规则（如名媛品味、精英礼仪、消费习惯等），以弥补自身在结构中的劣势，实现资本形式的转换与提升，比如不分昼夜地学习昆曲水袖来靠近昆曲票友大佬，购买高档的围巾来讨好男朋友的妈妈，最后仍躲不过被上位阶级嘲笑的命运。男友的妈妈只是通过一个接茶壶的动作就看出许妍不属于这个阶级。但许妍最终通过坚持地伪造“文化资本”，成功加入这个上层阶级家庭。作品似乎暗示，获取文化资本的争夺虽然艰辛，但似乎并非全无可能。
但“模特老了怎么办”[6]的焦虑仍萦绕在部分女性心头。因此，“法权”承认是“伪名媛”必须要完成的一步。在上述作品中，婚姻是她们除了出生以外，第一次有权选择自己的阶级标签，如何“上嫁”是她们的必修课。在韩剧《安娜》中，诱墨只要不结婚，就可以比较安全地一辈子守住自己大学老师的身份，但她仍然选择和暴发户议员结婚，渴望在社会身份上成为那个阶层的一员。许妍追求的亦是如此，作为一个从小就不被承认的超生儿。她渴望通过完美地契合这套外部标准，来换取其在法权、社会乃至情感层面的完整承认，即被真正视为一个平等的、有尊严的，并因其优秀而值得被尊重的社会成员。
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伪名媛”为了获得那个世界的承认，不得不首先彻底隐藏和否定那个原本真实的自我。这场为承认而斗争的起点，竟戏剧性地以对自我主体性的主动放弃为前提。这正是“伪名媛”困境悲剧性的核心所在：它远非一个简单的道德或诚信问题，而是展现了个体在一种扭曲的承认秩序中，为实现自我价值而不得不经历的、充满内在矛盾与自我异化的艰难挣扎。
二、新自由主义的共谋
“伪名媛”现象所揭示的，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道德困境，更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运作逻辑的深层体现。在这一框架下，结构性问题被巧妙转译为个体责任，而女性争取自主的诉求，反而被吸纳为维持不平等秩序的工具。
新自由主义对女性议题的摄取，明显体现为对“赋权”概念的抽空与重新设计，“女性赋权”被简化成一种“提升个人做出选择并达成相应结果的能力”，压迫的逻辑被隐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围绕“自我投资”、“人力资本提升”和“生活策略优化”的话语体系。
处于这一话语的笼罩下，“伪名媛”的行径甚至能被解读为一种极度的个人赋权实践——她们积极做形象管理、社交策略安排与情感付出，显示出强大的积极性以争取阶层上升，比如情感类KOL所倡导的，女性可借助用心塑造人设、提供“情绪价值”和“十点半”来得到一段“优质”的婚姻，这被包装成一种聪明女人的人生经营。实际上，这是一种被窃取的赋权，它诱导女性将批判的焦点从外部结构性不公，转向对自身无休止的规训与优化，就像南茜·弗雷泽所警示的，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大环境下，女性主义面临着被简化成“个人生活解决方案”的危险，其批判的锋芒被招安，最终服务于资本主义积累逻辑以及现状的维系。[7]
弗雷泽进一步说明，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公共话语中，对“承认”的斗争常常替代乃至抑制对“再分配”的斗争。这一分析恰当地点中了“伪名媛”议题的舆论关键，我们热衷于考察个体表演的真假、道德动机及情感策略，却鲜少对促成这场表演的经济结构、资源分配机制以及权力不平等进行集体性质问。我们屡屡问“她干吗要这么装？为什么不接地气一点？”，却很少去追问“不伪装就难以得到认可、获取资源到底是为什么”。当讨论被以个人化、道德化的模式引导，再结合平台算法的放大效果，监督极易跑偏：本应守护公共诚实的机制，落入对女性的讥讽与合围，揭露者在“戳穿”的痛快中占据道德制高点，收获流量跟虚幻的优越感；当事人无奈被迫在合规与合意之间反复自证。以“晚学”为例，“晚晚”的评论区长期充斥对其品行、婚恋选择与消费方式的攻击，焦点总是落在“傍名家”“装名媛”“嫁了假富豪”这类与性缘关系相关的指控上，即便反对者并非因为上述原因而讨厌她，但针对女性的性缘关系进行攻击是最简单易上手的。这何尝不是一种顽固的性别偏见：在针对“伪名媛”发起的舆论审判里，女性的身体、情感关系与消费行为变成被过度审视的焦点，而她们潜在的智识本领、事业成就，以及其他维度的价值被系统性地看低。
在公共领域，女性的声音及能动性被系统性地轻视和边缘化。“伪名媛”相关议题的舆论偏向，正是这一结构性偏见的清晰映照，其产生的结果便是，“人设”引起的道德成本与社会层面风险，不成比例地由女性扛起了，而“人设”背后所体现的阶层流动机会与资源分配情况，并未因此变得更公平。
三、 情感劳动的深化与异化
“伪名媛”现象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情感劳动，它是一场全方位的、将自我彻底工具化的“主体性工程”，在这个工程里，女性不光要用心塑造外在形象，以契合特定对象的审美，还得把一套虚构的人设转化成如同本能的反应，并在每一回社交互动时实施精细又长久的表演。韩剧《安娜》里的诱墨在伪装成安娜以后，一直都要活在一个由谎言堆砌的过去里，谨小慎微地维系着全然不存在的留学记忆与同窗情义；而《许我耀眼》中的女主许妍，必须在多样社交场合间穿梭，仿若换面具一样展现出符合他人期待的模样，在工作伙伴面前她是力挽狂澜的主播妍姐，在老公和公婆面前她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完美娇妻，在养大自己的姥姥面前她是善良孝顺天真乖巧的妍妍，容不得半点差错。切换角色带来的精神紧绷与自我督察，形成了庞大的心理消耗，这导致个体与真实自我之间出现系统性疏离——那个真实的“我”在无休止的表演里慢慢变得模糊、生疏，甚至成为需要被压抑和克服掉的对象。
情感劳动的异化程度并非均匀分布在所有女性身上，而是跟特定的家庭文化态势以及社会规训紧密相联系。在女性难以进入劳动市场的情况下，女性的价值被锚定在家庭角色范畴内。这一文化机制在“伪名媛”现象中体现出复杂且矛盾的延伸走向：她们一方面被新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话语召唤，被预期凭借极致的个人努力（包含情感劳动）达成阶层的向上发展；另一方面却困于自己选择“上嫁”的家庭脚本中，被上流社会中更传统的性别观念暗暗束缚，其表演脚本没有跳出迎合男性凝视，依旧在贤妻良母、依附性伴侣等传统角色上做现代化演绎。这便产生了一种残酷的双重禁锢：她们承担的情感劳动，声称是在对父权制结构下进行性别角色的突围，但实际却在更深层面意义上对这种结构进行复制并巩固，成为对新自由主义、父权制双重要求的切身回应。
在电视剧《许我耀眼》里，主角许妍遭遇了这种结构性困境，但她的退出机制非常离奇，借助一次天降神兵的创业成功，赢得了社会的接纳与认可，达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退出了富豪家庭的金丝雀的身份，极大地通过一场侥幸美化了跨阶级婚姻的残酷性。这个结局看似营造了一个人奋斗神话，实际上恰巧暴露了新自由主义叙事的虚伪与薄弱。
在制度保障未完善的社会情形里，女性在发展的道路上一般会面临更多的“天花板”。 [8]处于这种情形之中的女性采用精心设定的情感表演来积累社会资本、打通非标准的上升途径，就成了一种看似“理智”的无奈之举，“伪名媛”投身的深度情感劳动，是全球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所催生的产物，也深深留下了本地政治经济制度及文化环境的痕迹。
这些既有现实又有虚构的案例，共同指向一个叫人不安的现实：在现有的性别跟阶级彼此交织的结构状态下，女性个体被承认的路径似乎掉进了一个无法化解的悖论，她们要么就跟诱墨一样，只能跟谎言同归于尽；要么好似许妍一样，其成功只能依靠现有体制偶然收编的运气，并非凭借制度性的公平保障。这种困境，不仅牵涉到个体的命运，更透彻地表明了情感劳动在当代社会达到的异化程度——当自我商品化以及持续表演几乎成为获取社会认同与生存物资的唯一办法时，真正自主的主体性于这场无尽的内心戏中悄然化解，余下的仅仅是一个为市场与观众精心包装的、空洞的符号。
四、 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与交叉性困境
在平台资本主义席卷全球的今天，社交媒体已不再是中立的、被动的信息传输管道，而是主动参与甚至积极塑造“伪名媛”现象的关键行动者。哲学家韩炳哲所提出的“数字化全景监狱”理论，在此展现出了新的、更为复杂的维度。其中的权力运作机制，已从米歇尔·福柯笔下那种依靠惩戒与监视的消极模式，转变为一种通过激励自我暴露与鼓励积极表演来实现控制的积极模式。“可见性”本身，因此成为一种新型的、至关重要的稀缺资本。争夺这种可见性，成了许多人在数字世界中的核心活动。
平台算法的设计初衷是最大化用户黏性与平台利润，它自然地倾向于那些能唤起强烈情绪刺激、制造戏剧性变故、或符合主流（大多是传统）性别预期的内容，一个亮出奢侈品、经营完美异性恋关系、演绎精英生活的名媛账号，其赢得算法青睐与流量扶持的概率，通常能轻而易举地超出一个严肃探讨专业问题或社会议题的账号，这会形成一套系统性且扭曲的激励机制，它无声无息地引导参与者迈向特定表演方向。
这种由技术环境催生的表演压力，又跟参与者特定的社会阶层处境深度交融，造就了特有的交叉性困局，“伪名媛”群体里的诸多人士，几乎是处于“悬置的中间层”的状态：她们一般都拥有一定程度的教育积累，持有维持表面得体与社会礼仪的文化本钱，但她们原生家庭可依托的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仍然不足以支撑她们内心渴望和刻意表现出的生活模式，当庞大的教育投入无法如愿转换为稳定的职业前景和预想的社会经济地位时，出现的显著心理落差和相对剥夺感觉，便极大地激发了借助非常规方式——包含精心设计的身份展示——达成阶层跃升的心理念头。
平台资本主义借此完成了一个巧妙的意识形态方面操作：它把结构性的资源短缺重新说成是个人可见性管理的技术难题，将阶级固化的矛盾转化成个体相互争夺眼球的竞争，在这个环节里，马克思主义所指的异化劳动呈现出新形态——不只是劳动产品异化，更是主体在身份、情感乃至欲望维度的全面异化，当女性投入大量精力去做自我形象的商品化包装时，她们实际上是在卷入一场“承认的原始积累”，而这场积累最终的受惠者，时常是隐藏于平台背后的资本逻辑。尽管资本与人并非总是零和博弈，但个体可能将最初追求的“承认”简化为对物质资本的追逐。
五、结语
事实上，“伪名媛”的范畴中还常常隐匿着一类令人痛心的恶性循环：越是处于结构性弱势状态、越需要健全制度庇护的社会群体，反而越有概率被推向一个规则模糊、风险自负、保障欠缺的数字表演空间，伪名媛的前身——“拼单名媛”，最开始一般跟“外围”、“夜场女”存在联系。平台资本主义把“可见性”彻底转变为商品形式，塑造了一个看上去开放、包容、充满上升机会的空间，实则内部规则相当封闭、筛选机制极为严格，在这个角逐的环境里，女性的精力和才智被有系统地引向“怎样让自己更值得被关注、被渴望”的方向，从而陷入永无止境的内卷比拼，而随时有可能滑入追求依附、向下兼容的泥淖中。
当“承认”被异化，问题的核心便已从道德越界转向不公。我们对“伪名媛”的道德审判，无异于一场系统性的共谋——将结构性罪恶转嫁给个人，为结构性困境戴上道德的面具。审视的聚光灯总是对准个体的“虚荣”，却照不见其身后的制度性阴影。《许我耀眼》对此保持沉默，而我们，也长久地移开了目光。
注释：
[1] 张宏羽. 野蛮生长的“媛宇宙”[J].检察风云,2021,(22):72-73.DOI:CNKI:SUN:SPMF.0.2021-22-048.
[2] Honneth, Axel. The I in We: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Recognition. Polity, 2012.
[3] Bell, K. (2016). Bread and Roses: A Gender Perspective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Public Heal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3(10), 1005.
[4] Esteve, A., Schwartz, C. R., Van Bavel, J., Permanyer, I., Klesment, M., & Garcia, J. (2016). The End of Hypergamy: Global Trends and Implication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42(4), 615–625.
[5]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Greenwood.
[6] 此梗最初源于网络红人“晚晚”对模特职业可持续性的讨论，随后在“晚学”社群中发酵为对晚晚本人的群嘲。其意义已超越个人层面，演变为一个公众对特定职业路径、特权与身份焦虑进行批判的符号。
[7] Fraser, Nancy. “Feminist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ecognition: A Two-Dimensional Approach to Gender Justice.” Studies in Social Justice, vol. 1, no. 1, Winter 2007, pp. 23–35.
[8]Wajid Ali等人针对24个亚洲经济体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复杂度跟它的性别发展指数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Ali W, Ambiya, Dash DP. Examining the Perspectives of Gender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 A Tale of Selected Asian Economi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2023; 13(4):115. https://doi.org/10.3390/admsci1304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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